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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清官迷信:中国人朴素的政治追求  

2012-12-18 12:18:17|  分类: 08—愤青威武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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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官,究竟需要什么官? - 地图驿栈 - 地图驿栈

清官迷信,是中国政治及法律的传统特色,中国百姓对青天大老爷的执着期盼、衷心传颂、坚定信仰,使得这种清官迷信现象逐渐演变成独特的社会文化:古代中国,清官文学经久不衰;当代中国,清官影视层出不穷;民间中国,清官祭祀香火不绝,包拯、海瑞等清官们几乎永垂不朽!

不容置疑,清官们大都拥有可贵的品质——清正廉洁、刚正不阿、铁面无私、体恤民情等,这些品质恰是人治时代的中国普通民众的现实需求。正是中国百姓的代代相传,清官们才逐渐成了完人,甚至成了神的化身。然而,翻阅古人留下的笔墨,却又有一个耐人寻味的“群体意识断裂”——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评价,与普通百姓们并不一致,甚至大相径庭。

晚清小说家刘鹗在《老残游记》中说道:“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,只有一个脾气不好,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,只他一个人是君子。这个念头最害事的,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……赃官可恨,人人知之;清官尤可恨,人多不知。盖赃官自知有病,不敢公然为非;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,何所不可,刚愎自用,小则杀人,大则误国。”

刘鹗在书中塑造了玉贤和刚弼这两个以清廉自居却又刚愎自用、滥施重刑、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,办了许多冤假错案。刘鹗认为,清官通常都有着道德上的绝对优越感,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都问心无愧,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、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。对自己的行为盲目自信,做事所凭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临下,将现实情况、世俗人情一概斥之为乡愿,只顾一点,不及其余。这种心态是极其有害的,往小的方面说,容易滥用刑罚、草菅人命;往大了说,对国计民生无所补益,甚至祸国殃民。

其实,古代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批评远早于刘鹗,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。欧阳修在呈送宋仁宗的《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》中,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予以否定,认为这样会使“言事之臣,倾人以觊得,相习而成风”。对此,包拯辩解称本无此心。欧阳修进一步反驳说:“夫心者藏于中,而人所不见;迹者示于外,而天下所瞻。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,而外掩天下之迹,是犹手探其物,口云不欲,人谁信之。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。”针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,欧阳修直接予以抨击:“夫有所不取之谓廉,有所不为之谓耻。近臣举动,人所仪法。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,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。”欧阳修认为:对于包拯的节操是赞赏的,但是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,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,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。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,“朝廷事体或有不思”,“思虑不熟,处之乖当”。

明代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阶层的批评,而且比包拯更甚,几乎到了不容于当世的地步。海瑞一生廉洁耿介,平时所学以刚为主,自号刚峰,慨然以天下为己任,但命途多舛,道不得行,几次为官均是开场轰轰烈烈,收场黯然凄凉。其中原因,并不仅仅因为“天下皆浊我独清”。万历皇帝给他的断语是:“虽当局任事,恐非所长,而用以镇雅俗,励颓风,未为无补。”表面肯定了海瑞的长处,实际上是一种批评和否定。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操守深信不疑,但他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,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。

康熙皇帝对清官问题有其自身的认识,他在一道诏书中说:“清官多刻,刻则下属难堪,清而宽方为尽善。朱子云:居官人,清而不自以为清,乃为真清。”康熙的意思是,清官要把道德优越感丢掉,对人不可苛责太严,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执的强硬。身为一国之君,他当然不是鼓励贪污,而是不希望出现“水至清则无鱼,人至察则无徒”的局面,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。《施公案》中的主人公施仕纶,是和包拯、海瑞一样被民众称为“青天大老爷”的人物。有人荐其出任湖南按察使,康熙皇帝说:“朕深知仕纶廉,但遇事偏执,民与诸生讼,彼必袒民;诸生与缙绅讼,彼必袒诸生。处事惟求得中,岂偏执?如世纶者,委以钱谷之事,则相宜耳。”最终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。

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对清官的评价出现差异耐人寻味。士大夫(乃至皇帝)对清官的批评集中在一个“刻”字上,既包括用法严苛,也包括对属下和部民苛责,还包括在施政中偏执、强硬,不近人情。清官一般都是道德完人,有道德洁癖,对人太过苛责,如果别人不能达到其标准,就一概斥为泥猪、癞狗、污秽小人。这种心态导致了他们在施政中用法严苛,而这一点却恰恰是老百姓推崇清官的原因。

老百姓对清官的期许不外有三:抑制欺压百姓的权豪势要;打击鱼肉乡里的泼皮无赖;惩戒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。清官对这些人打击越严厉,就越符合老百姓“吃大户”的朴素愿望,才是“爱民”。如《拍案惊奇》里的梁太守,看见拐带妇女、弄出人命的泼皮无赖汪锡只被判充军,于是大怒,“喝交皂隶重责六十板,当下绝气”。这种擅杀行为却受到了作者的肯定,称他极有正气。

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这种“刻”是很反感的,除了忠恕之道的价值观因素外,考虑到治国施政的现实情况是更主要的原因。正如康熙皇帝所说,“处事惟求得中”,政事不同于个人修为,是一门妥协的艺术,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棋局;施政要想有所作为,就不能仅凭道德上的居高临下,一味的偏执强硬。据司马光《涑水纪闻》载:“包希仁知庐州,即乡里也……有从舅犯法,希仁戮之。自是亲旧皆屏息。”这段大义灭亲的“佳话”总让人产生其他的想法:若从舅有可死之罪,杀之则可;若罪不至死,包拯为了表示自己铁面无私就从严惩处,杀之以博直名,这种“杀妻求将”的行径,无疑会使我们对他的崇敬大打折扣。

包拯如此,海瑞更甚,其家庭悲剧为其性情做了一个绝好的注脚:前两个妻子被休,第三个妻子暴死,一个妾自杀身亡,海瑞不得不前后九娶。更为甚者,他的女儿因吃了家仆给的一个饼,居然被逼绝食而死,可见海瑞性情之苛刻。对家庭如此,对于政事之严厉也就可想而知了。海瑞是一个严刑峻法的赞赏者,对明初朱元璋“剥皮楦草”的残酷惩贪措施怀念不已,并建议恢复“毫发侵渔者加惨刑”的祖制。他的建议不但让官场震恐,连万历皇帝也认为太过了。

《海忠介公年谱》中载,海瑞被任命为应天巡抚后,“飙发雷厉,郡县官吏凛凛竟饬,贪污者望风解印绶而去。权豪势官,敛迹屏息,至移他省避之”。这种让贪官污吏、权豪势要望风而逃的杀气,自然也是海瑞平日所作所为产生的效果。然而,属下挂冠求去,大户外逃求生,也让海瑞的利民大计无法实施,最终黯然收场。

社会上,清官是大加提倡的道德楷模;现实中,清官却不见容于官场。贪官污吏们,对清官切齿痛恨;名臣士林们,对清官同样批评不绝。难道真是“天下皆浊我独清,天下皆贪我独廉”使然吗?非也。清代名吏汪辉祖在《学治臆说》中以自己为官数十年的经验提出了忠告:清不可刻。清只是治术的一端,并不足以解决现实中的所有问题。道德洁癖、偏激个性、强硬手腕等,是其不见容于当世、不能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的病根。

当今世界,政治相对清明的国家,无不是以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执法来维护社会公平、推动社会进步,清廉的个人道德逐步转变为清明的法制体系。作为真正健康的社会,贪官、昏官、庸官无疑令人可恨,追求道德清廉、缺乏执政能力的清官同样令人不齿,唯有不贪腐、不昏庸、有能力、有魄力的好官,才是社会的长远需求!即便因为摸着石头过河而犯了些小错误、或因细节疏忽而出了些小纰漏,仍将受到百姓的爱戴!

【地图驿栈】摘录改编,原文刊载于《百家讲坛》2009年第10期,原题《为什么清官有时比贪官更可恨》,作者李文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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